但毕竟，中国是一个具有千年文化的大国，甚至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到目前为止唯一基本保留其历史文化根基国家。
但后现代哲学家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美)凯瑟琳·A. 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曲广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见郭慧敏：《社会性别与妇女人权——兼论社会性别的法律分析方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27卷第1期)，即阶级分析法忽视了妇女具有双重阶级身份的事实。2.在研究基地和社会影响上，已形成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为重镇，各地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格局法学思潮的形成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和推动。在我国，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是最早推行社会性别与法学结合的研究机构。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女性主义法学自身的不足，如女性主义法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相对主义的无能、本质主义的误区、扼杀女性主体等理论缺陷{12}。
朱景文：《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注释】[1]本文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一词，指国内已有的一切涉及女性权益的法律问题研究。首先，梁文选取了姘居妻求偿案为分析典型，会使观点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如果 德行一味反对个体性和现实性，就会成为一种无本质的德行，一种只属于缺乏任何内 容的观念和词句的德行。日本一脉虽然形成较晚，但在概念和方法上，似乎 未能体现学说上的后发优势(举凡加藤一郎的理论)，其观点大致游离于——而非超越— —德美两种法学方法之间，接下来拟略去不谈。在以往的法学家中，庞德算是最富洞 见的一位，(注：庞德曾举了某人未经我的同意而取走了我的表这一事例，来说明 各种利益间的重叠、渗透和转化关系，他说我对表的要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可以 被认为是与保障占有物的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当我起诉时，我的要求就作为保障 占有物的社会利益而提出，see R.Pound,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YaleUniversity Press,1942,pp.69-70。但是，将各种利益区别 对待、权衡比较或选择某一利益为排他性基准，又尚须回答异质利益如何比较，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孰轻孰重这类社会哲学上的难题。
这种开放式、生活化的定义，固然克服了概念法学的机械 化和吹毛求疵的倾向，却抛弃了专门学科中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的术语要求，因此难保沦 落为一个空洞、无用的概念。只要能就当下案子绘制出一张价值衡量表，法官就能举重若轻般地得出一 个结论。
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民主社会中，若要拟定一张具有说服力的、抽象的价值序列 表或刻度表，不但失之空想，也违背了利益法学和评估法学关注个案正义、反对抽象理 论的基调。三、利益法学方法之评析：三个问题和一个结论 法学方法的要务，不外乎是为司法判决提供清晰、明确的说明和指引。要避免这种局面，就必须把具体案件中隐私权和媒体自由的迫切性(价值实现比值)也 考虑进来，并以此考察、权衡判决对总体价值的增益程度。如果就利益法学方法的理论成果和实际影响而论，它的确使一直隐匿于感觉、经验、价值和知识之后的法权感，获得了一种高级的表现形态。
价值说到底是一个权重 问题，而不是一项计算事务。以制度利益为例，一个争讼案件可能会涉及到多项部门法 规范的调控，这些规范可能相互冲突，因此，制度利益内部也有一个权衡与比较的子 过程，而并非是铁板一块。(注：see R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Rights,trans.by Julian Riv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98-9.) 这种定量计算方法不但避免了前述价值专制问题，也为判决披上了一件华丽精致 的科学外衣。而在这3种情形中，如果选择不保护姘居妻方的利益，那么就会无损于其 他任何利益。
②社会制度之安全的社会利益： 文明社会的基本制度——1.家庭制度。但庞德并不打算让自己无所作为，他反观社会历史和人类自身 ，提出有三种方法可以资助法律解决价值尺度问题：第一种方法是求助于经验，即从经 验中去寻找某种能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纲目的前提下，使各种冲突和重迭的利益得到 调整。
它还导致在庞德的裁判理论中，法律自身 始终处于边缘化、乃至缺场的状态，判决过程也更像是一种相时而动的决疑术。) 因此，当法官运用利益法学方法时，他必须在发现的过程和证成的过程之间 作出一个明晰的划分。
另外，以还原主义和规则主义为圭臬的形式逻辑， 在法官遭遇法律漏洞和法律空白时，不但于事无补，甚至还会成为法学的枷锁。他 们一方面肯定利益法学在20世纪之初获得了不凡的成就(至少在私法领域)，为评价 法学与个案裁判提供了正当化依据和方法指引。笔者拟以黑格尔对德行与世界进程 的论述为例，(注：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 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252～260页。人们认识到法律适 用不可能仅仅是一个规范 + 事实 = 判决的三段论演绎过程，而且这种三段论运作 ，并不能担保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在裁判过程中，如果在现有法律制度中能够发现相关的 或可类比适用的利益评判，那么相关的制度利益就应当优先得到适用，而不是将其降格 为利益权衡过程中以资考量的因素之一。而庞德则直截了当地将其等同为个人、群体与社会以各自名 义提出的要求、请求或需求。
但随之而来 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法官抛开合法性问题，转而以个人判断、社会意见进行权衡思维， 那么这种超法律的思维是否还是一种法学思维，这种方法是否还是一种法学方法? 对象与方法的特定性，乃任一学科保持独立、安身立命之所在。前者涉及到 不同利益之间如何界定、权重以及可否直接衡量。
作为方法论上一支颇具争议的流派，它 在将法学方法的视野开启至实体价值领域的同时，却没能解决利益权衡与价值判断的合 理性和客观性问题。(一)三个问题：概念、基准与思维定位 (1)利益概念的局限性：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利益法学明确表述自己反对传统法学方法的概念主义倾向。
选 择取缔媒体自由(R1，例如禁止广播)，则能使隐私权的价值实现比值从0.3上升至0.4。(注：参见[德]拉伦兹：《法学方法 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279～286、279、77、5页。
方法不投，则导致利益法学方法过分依赖于直觉和直观，因而只能使自身 停留在法权感的高级形态层面，而未能成为一种自足的法学方法。案件通过那些可能会拿来适用的、决 定着判决的规则进行分析。(二)一个结论：法权感的高级形态 就方法一词内涵而言，大致是指在各类似情形下能够重复适用的处事程式(可操作 性)，另外，它至少需具备两个重要特征：规律性(regularity)和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表5：(隐私权和媒体自由的价值权衡) P1(隐私权) = 0.8P2(媒体自由) = 0.4 R1(禁止广播) 0.4 0.3 R2(允许广播) 0.3 0.9 从而，选择R1，价值的实现总量是：0.32(0.4×0.8) + 0.12(0.3×0.4) = 0.44。
(注：参见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五)，载《民商法论丛》第20卷，金桥文化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40～341页。不过，笔者也不欲一笔抹煞利益法学方法对法学思考带来的贡献。
(注：参见[德]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279～286、279、77、5页。( 注：G.Radbruch,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1929,Nachdruck Frankurt /M 1952,S.242.转引自[德]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 版，第289页。
R2具有的价值 总量高于R1，因此法官应当选择判决维护媒体自由，即便在基本价值序列上隐私权的权 重值，原本要大于媒体自由。另外，现代立法者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希望法官不要抠着字眼去实 施法律，而应当根据所涉及的利益内容去实施法律。
在确定法律规则的内容时，要求对所涉利益进行的权衡和考量这一理 念，远远够不上是一种法律发现的方法。现象学反对固守传统的信念和理论，其第一目标是扩大和加深人 们直接经验的范围，运用现象学还原之方法，转向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注：参见舒 国滢：《法律论证理论》代译序，载[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 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尤其是 从裁判过程本身来看，分析与权衡相关的利益关系，的确能为法官断案提供一种指引 ，以避免出现霍姆斯(Holmes)所言的判决依据和理由上的含糊不清和无意识。
( 注：see 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ed in The Common Law Other Writings:Selected Legal Papers,the Plimpton Press,1982,pp.184.)因为获 致任何一项法律上之发现或判决，以及判断该项发现或决定是否正当、合理，第一种可 能的认识根据就是法权感(Rechtsgefühl)，而利益法学方法能够帮助法官针对疑难个案形成稳健的法权感，或者说，它本身就代表了法权感的高级形态。在《精神想象学》中，黑格尔认为世界进程，从一方面说，呈现为寻求快乐和享受的 个别的个体性。
究其根本，是利益法学 方法所采的现象学还原手法，未能解决概念界定、基准选择和法学思维的定位问题。但仍要注意到，此时法官针对个案所做的判决，对其他 法官不具有约束力。
于此，司法裁判根据它在具体情况下赋予各该法益的重要性 ，来从事权利或法益的衡量。另外，这种通约论式的社会利益观，还初步化解了德国利 益法学方法未曾注意到的一个难题，即异质利益——譬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 如何比较、权衡的问题。